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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按照今年1月國家衛生計生委下發的《關於醫患雙方簽署不收和不送“紅包”協議書的通知》，從5月1日起，醫療機構和住院患者雙方要簽署《醫患雙方不收和不送“紅包”協議書》，承諾不收、不送紅包和貴重禮品；二級以上醫院必須和患者簽署此協議，其他醫療機構參照執行。
　　該通知下發後，“拒紅包協議”引起輿論爭議。今年全國“兩會”期間，有代表委員提出質疑，認為讓醫生簽拒收紅包協議是對醫生的侮辱，也是不尊重醫學的體現。前段時間，北京幾家醫院試行簽“拒紅包協議”，約有半數醫生不買賬，一些醫生認為這種方式太不含蓄，對醫生不夠尊重，應在提升醫生正當收入、讓醫生更體面地工作、深化醫改等方面下功夫，才能有效根治“紅包”問題。一項涉及醫院管理和醫患關係的規定，從出台之時到試行期間均引發爭議，應該說是不多見的，其中反映的輿論關註重點和一些認識上的誤區，值得引起重視和認真探究。
　　醫生收紅包、患者送紅包首先是一種不正之風，紅包達到一定數額則構成商業賄賂，嚴重者應追究刑事責任。不過，“拒紅包協議”卻是一種軟性協議，簽署這個協議的目的，是要以一種嚴肅、規範的形式，督促醫患雙方作出不收、不送紅包的承諾，並依據這個白紙黑字的承諾，監督醫患雙方嚴守不收、不送紅包的原則。
　　雖然法律法規對遏制紅包有具體規定，但“拒紅包協議”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力，也沒有問責懲處的條款，而主要是醫患雙方作出的一種宣示，或者說是醫患雙方共同參與的一種儀式。它不是通過法律法規的懲戒發揮作用，而是通過強化醫患雙方的自律發揮作用，這種自律能發揮多大的作用，一方面要看“拒紅包”承諾能給醫患雙方帶來多大的道德壓力，另一方面，則要看當下的社會環境能在多大程度上沖抵這種道德壓力。因此，對“拒紅包協議”能夠發揮的作用，不應抱太高的期望，不能指望光靠這一紙協議，就能立竿見影禁絕收紅包、送紅包的行為。
　　“拒紅包協議”之所以受到批評，主要緣於批評者對其目的和作用的誤解。批評者認為，僅憑這樣一份沒有法律效力的軟性協議，僅憑一張沒有問責懲處規定的承諾書，並不能約束醫患雙方的行為，更不能從根本上遏制收受紅包，不能根治醫療領域的商業賄賂，因此，簽署“拒紅包協議”不過是走過場，搞形式主義。其實，從醫療行政部門、醫療機構到醫生、患者，人們都很清楚，簽署“拒紅包協議”並不是萬能的，這個協議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，只能承擔有限的責任，誰也沒有指望簽署協議就能徹底杜絕紅包。而按照批評者的邏輯，簽署“拒紅包協議”就必須要徹底根治紅包頑疾，否則這項工作就沒有意義。這實際上是要求“拒紅包協議”承擔無限責任，批評者的要求超出了“拒紅包協議”的責任範疇，顯然是不切實際的。
　　至於說簽“拒紅包協議”是對醫生的侮辱，持這種看法的人，多少有些過於敏感了。在醫生收“紅包”未能得到有效遏制、患者對醫生的不信任情緒遠未消除的情況下，希望醫生以白紙黑字的書面文件，作出不收“紅包”的承諾，以此向患者表達恪守醫德、嚴格自律的誠意，這個要求並不算高。更何況，簽署“拒紅包協議”並非單方面的要求，患者也要受這一紙協議的約束，如果說簽署協議是對醫生的侮辱，豈不意味著也是對患者的侮辱？
　　理性認識“拒紅包協議”的有限責任，就能理性認識簽署“拒紅包協議”與根治紅包之間的關係。簽署協議雖然不能根治紅包，但如果能夠發揮其應有的作用，能夠承擔起其有限責任，就有助於強化醫患雙方的道德自律，增強醫患雙方的互信互諒，推動形成健康和諧的醫患關係。而遏制醫療行業的商業賄賂，從根本上解決紅包頑疾，需要大力深化醫葯衛生體制改革，全面落實醫改各項措施，整治醫療領域不正之風，包括嚴懲收受紅包的行為。這兩者是並不矛盾的。
　　醫患雙方簽署“拒紅包協議”，當能不負其有限責任，這項工作的積極意義不可否認。
　　薑兆尹（北京編輯）　　（原標題：對“拒紅包協議”不必過度解讀）